【全球治理】韓永輝、李子文:中國高等外語教育的現狀、問題與戰略轉型 ——兼論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之提升路徑

來源:SOHU  [  作者: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   ]  責編:呂秀玲  |  侵權/違法舉報

原標題:【全球治理】韓永輝、李子文:中國高等外語教育的現狀、問題與戰略轉型 ——兼論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之提升路徑

摘要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迫切需要高層次外語人才,應將高等外語教育上升至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高度。當前高等外語教育存在二元結構狀態、教學模式單向性、過分強調外語的工具性、外語教育文化失衡嚴重等問題。當下需要從頂層戰略規劃到具體教學方法實施戰略轉型,加強高等外語教育的綜合性、精準性規劃,縮減外語的工具性教育,增加外語的應用性教育,強化中國文化與外語教育的有機融合,培養真正意義上的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需要的國際化創新人才,這才是高等外語教育的轉型方向。

關鍵字

高等外語教育; 戰略轉型; 全球經濟治理; 制度性話語權

作者簡介

李子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學院。

本文原載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一、引言

中國的高等外語教育發展與對外開放進程是相適應的。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一段較長時間里,俄語占據了高等外語教育的主導地位。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改變以及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尤其是改革開放和加入 WTO,中國高等外語教育逐漸發展為以通用語英語為主、各小語種并存的格局。高等外語教育為中國融入全球市場培養和輸送了大批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經濟環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中國迫切需要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目前,高等外語教育逐漸暴露出落后于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中國國際性話語權的提高,面臨著改革轉型的挑戰。例如,在聯合國供職的中國籍人員數量偏少,低于聯合國認為的恰當標準,中國被列為任職人數偏低的國家,尤其是在高級管理職位上的中國人更為少數,甚至低于地位不及中國的國家。高層次外語人才的不足是中國在全球領導力方面缺位的重要原因( 魯子問,2014) 。中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中,需要大力提升自身的制度性話語權,突破現行制度的局限,讓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中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和治理理念,構建一個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全球經濟治理框架( 陳偉光、王燕,2016a) 。中國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正確高效地對外進行關系治理和規則治理,亟需一大批精通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高層次外語人才。

二、高等外語教育的發展現狀

自 21 世紀初中國加入 WTO 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外語人才尤其是高層次外語人才,這促進了高等外語教育的快速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以公辦外語教育為主、民辦外語教育為輔的發展格局。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快速變化發展的需求,中國高等外語教育正經歷激烈的變革,各高等院校正積極探索教育變革創新的方法,吸取國外先進的教育經驗。

( 一) 高等外語教育的規模擴張

自 21 世紀初以來,中國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規模快速增長。2005 年,全國設置英語專業的普通本科高校數量有 790 所,發展至今共有 994 所( 增加了 204 所) ,占全部院校的 86. 81% 。其他小語種的專業設置數量均出現較大的增長,如日語專業設置院校增長了 213 所,增長率高達 72. 7% ; 俄語專業設置院校數量從 91 所增加至 137 所,增長率超過 50% ; 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專業的設置院校數量增長率均超過100% ( 鐘美蓀,2015) 。高等院校外語教育規模的高增長速度主要得益于兩個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全國高校連年擴招,為高等外語教育帶來了大量生源。二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催生的巨量需求。改革開放后,中國加速融入全球經濟,對外語人才產生了大量的需求,不僅催生了大量的外語專業院校,綜合性高校也紛紛增設更多的外語語種及專業。

( 二) 高等外語教育的二元結構

中國雖然從小學到大學都有開設外語教育課程,但是近年民辦外語教育機構的興盛說明公辦外語教育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中,學校開設的外語課程仍難以完全滿足學生就業、留學等需求,這就給予了民辦外語教育機構發展的空間,也說明了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有些脫節。現階段,學生無論是接受英語還是小語種外語教育都是以學校的外語課程為主,針對個人的實際需求則只能通過民辦外語教育機構來滿足。基于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中國外語教育的性質具有相當的公共服務屬性,既要滿足社會和個人的外語需求,又要通過教育實現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 魯子問,2014) 。外語教育的公共服務性質決定了高等院校等公辦教育機構提供的外語教育更強調普適性,個性化程度較低。民辦教育機構正是針對外語教育這一公共產品在個性化方面的不足,相應地滿足了高校學生在外語方面的個人需求。

( 三) 高等外語教育模式的單向性

鑒于中國大部分高等院校對畢業生都有英語四六級考試的分數要求,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把英語作為一門單獨的課程,安排學生在某個時間集中學習,訓練聽、說、讀、寫等應用技能。英語教師在教授英語課程時主要以教師為中心,向學生單向灌輸英語的聽、說、讀、寫知識。在其他語種的外語教學過程中,也更偏重語言的應用性。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國外先進的外語教育模式和教學方法逐漸傳入,如探索模式、沉浸模式、雙向沉浸模式等,還有諸如交際法、情景法、功能法等( 曾玲琴、戴立黎,2010) 。中國高等院校學習國外先進的外語教育經驗和方法,為高等外語教育改革作出了有益的嘗試,但在現有的評級機制下,傳統模式仍然是最主要的教育模式,改革路徑還需進一步深化探索。

三、從全球經濟治理視角透析高等外語教育的發展問題

外語教育是中國與世界交流合作的保障,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亟需大量高素質外語人才,厘清提升制度性話語權與高等外語教育的內在聯系,從全球經濟治理視角透析高等外語教育的發展問題,對提升中國的全球治理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 一) 提升制度性話語權與高等外語教育的內在聯系

傳統的世界治理秩序已經落后于世界發展現狀,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正發生深刻的變化。目前,國際上已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即只有團結各個國家、整合發展資源、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的變革、重構權力格局,才能使國際社會走出危機困境( 陳偉光、王燕,2016b) 。全球經濟治理就是要求各國共同面對和解決涉及共同利益的重點經濟問題,推動各國經濟趨向均衡發展,建立新型國際經濟秩序。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國家貿易、國際投資、國際產業、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等方面都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2016 年 G20 峰會在杭州舉行,標志著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力量( 新華網,2016) 。然而,目前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接受者、參與者和適應者,而不是規則的制定者和話語權的主導者,中國還沒有進入現存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核心和深層。因此,中國必須要進一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中國制度性話語權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內在實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對外影響力的提升,而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在這兩方面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提升綜合國力方面,中國經濟騰飛的核心在于改革開放。中國應積極融入全球經濟,以全球經濟發展的力量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接洽過程中,外語人才一直發揮著關鍵的作用。精通外語的人才能夠更好地促進中國與國際接軌,將國際上先進的發展經驗引進回國內,通過有機融合國內外發展經驗,承接國際經濟、文化等要素的轉移,能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動國內改革的深化。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寶貴的高素質外語人才,只有繼續加強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轉型,才能為全面深化對外開放,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增強中國國際影響力,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提升中國影響力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不言而喻。然而,中國的成功經驗未必適合其他國家的國情,中國對外輸出的制度性公共產品在普適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亟需一批精通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規則的外語人才,高等院校的復合型外語教育是解決問題之關鍵。

良好的高等院校外語教育能夠為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事業穩定提供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有利于中國推出受國際歡迎和接受的制度性公共產品,從本質上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 二) 高等外語教育的發展問題

良好的高等外語教育對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在一定程度上,高等外語教育存在的問題約束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建構。通過對中國高等院校外語教育的現狀分析,基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視角提出高等院校外語教育存在的問題和挑戰。

1. 過分強調外語的工具性

當前的高等外語教育依然聚焦于外語的工具性上,著重培養學生使用語言工具的能力。在高校的外語課堂上,聽、說、讀、寫等語言溝通技巧是重點教學內容( 趙燕蕊,2017) ,也是對基礎外語教育內容的重復。同時,私營外語培訓機構雖更著重于語言使用能力上,但無論是公共教育機構還是私營機構,都重點關注外語的工具性。一方面,學生應試壓力大,既有國內外語評級考試,也有國外留學考試; 另一方面,高等外語教育與基礎外語教育銜接斷裂,高校學生的外語水平參差不齊,受“短板”影響,也過多強調外語使用能力培養。在改革開放初期,高等外語教育為社會經濟提供了大量熟練掌握外語溝通工具的學生,的確能夠極大地促進“走出去”和“引進來”戰略的實施,從而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然而,當下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社會經濟發展對于外語才人的需求已經不再限于熟練使用外語來溝通,而是對復合型人才有更高的需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更需要精通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外語精英來制定適合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

2. 外語的應用性教育欠缺精準規劃

高校外語的應用性教育流于表面,缺乏規劃,脫節社會。當下從中央到高校,都十分關注復合型外語人才的培養,希望將外語教育普及應用到其他專業領域( 胡文仲,2014)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更迫切需要復合型高級人才。然而,目前高等外語應用性教育里并沒有精準的規劃,沒有甄別出哪些專業適合加入外語教育,哪些專業不適合或者不必要加入外語教育。由于缺乏精準規劃,一方面,導致復合型外語人才培養效率低; 另一方面,無的放矢增加學生的學習內容,從而造成資源和時間的浪費。此外,目前的復合型外語人才的培養,多是僅在專業課堂上使用外語講授專業知識,并沒有真正強調外語教育的應用性,還是在關注工具性。這既增加了學生的學習難度,又沒有培養學生在專業學習中的外語思維。

3. 外語教育文化失衡嚴重

高等外語教育著重于外語文化而脫離本土文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學生要使用好語言、應用好語言,對外語背后的文化必須了解。目前,高等外語教育逐漸從工具性延伸至文化性,在聽、說、讀、寫等訓練中加入外語文化,以構造語境,提高學生對語言工具的掌握和理解程度。但當前的外語教育仍存在本土文化失語現象,中國文化在外語教育中的融入程度不高,不少高校學生的中國文化外語表達均出現“失語現象”———即不能地道地用外語完整表達中國文化精髓( 肖龍等,2010) 。然而,現階段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制度話語權,迫切需要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不僅需要精通各國文化的高級外語人才,以制定適合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還需要在公共產品中能夠相機融入中國的文化價值和新型治理理念。這就需要內外文化兼備的高級外語人才。

四、高等外語教育戰略轉型和制度性話語權提升的對策

全球多個國家均把外語教育作為維護國家利益、增強綜合國力、提升國際競爭力、提高國際話語權的戰略路徑。中國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一方面要融入先行國際社會制度規則,另一方面要加強新型制度規則產品的推出,突破舊有制度藩籬,創新全球經濟秩序。高等外語教育轉型路徑要符合多元化的原則,跳出傳統的外語教學思維,廣泛融合其他學科,契合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需求,推動中國獲取更大的制度性話語權。

( 一) 強化高等外語教育的綜合規劃

加強對高等外語教育的綜合性規劃,以工具性為基礎,應用性為方向。語言的基本功能是溝通,高等外語教育讓學生熟練使用外語是必然要求。然而,這會出現與基礎教育重復的教學內容,造成一定資源浪費。高等外語教育在保持一定工具性教育的基礎上,更多是普及應用性教育,提供多元的外語學習方案和學習環境。在其他專業學習中融入外語氛圍,開拓專業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培養專業領域的外語思維。縮短高等外語教育中工具性教學的比例,可將其轉移至網絡課堂或針對性更強的私營培訓機構。中國要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不是需要只會聽、說、讀、寫外語的人才,而是需要高等教育培養了具有綜合素養的復合型外語人才。加強高等外語教育的綜合性規劃,縮減外語的工具性教育,增加外語的應用性教育正是高等外語教育的轉型方向。

( 二) 強化外語應用性教育的精準設計

外語教育應用于其他專業領域,培養復合型人才,并不是簡單的跨學科相加,而是跨學科的有機融合。一方面,外語應用性教育要精準甄別出社會經濟發展迫切需求的專業學科,采用試點應用,由點及面,逐步推廣。并不是所有學科的社會需求都要復合型人才,過分粗暴簡單的結合,只會徒增學生壓力,浪費教育資源。另一方面,高等外語教育應用于其他學科專業,需要根據雙方專業特性和教學特點,相機融合。鑒于中外語用思維差異較大,對于知識體系龐雜,專業知識較為艱澀難懂的學科,外語教育不必與之完全融合。而對于基礎性學科,應該加強外語教育的滲透,積極培養專業學生的外語思維。因此,外語應用性教育要一改以往流于表面的做法,需要科學設計,精準規劃,逐步推廣。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時,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是要接受世界各國的反復檢驗,對產品質量要求極高,對復合型人才的要求也極為嚴格。即使中國提高制度性話語權迫切需求復合型人才,也不能違背外語教育的規律性。

( 三) 強化中國文化與外語教育的有機融合

應引導和鼓勵把中國文化融入外語教育之中,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外語表達能力。中華文明五千年發展使中國擁有珍貴的文化寶藏,其中“和”的文化精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全球經濟治理戰略。相較于發達國家強調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出“共同發展”的新理念,強調世界各國求同存異,相互扶持,協同發展,共同解決全球性的重大經濟問題( 趙柯,2016) 。培育具有較高中國文化知識水平的外語人才,能夠有效地向世界傳播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增強世界各國對中華文化和政治的認同感,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提升中國的國際公共規則產品的質量,促使中國獲得更多的制度性話語權( 李青、韓永輝,2016) 。

( 四) 強化外語文化研究和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意識

加強對外語背后的文化研究,推動外語教育從單一語言教學向深度語言文化教育轉變。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首先要深度融入先行的世界運行制度,然后維護合理的治理制度,避免受到舊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打壓( 章遠,2016) ,保持全球經濟在先行規則下的穩定發展,保證獲得一定的制度性話語權以及國際社會的認可。強化對外語承載的各國文化的研究和教學,不但有利于增強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培養高素質的國際化外語人才,而且有助于全面認識國際社會規則和各國制度文化規律,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倡議的國際規則的認可和接受程度,最終達到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的目標。

( 五) 強化全球經濟治理人才培養體系建設

中國從金融、貿易、產業、宏觀政策等方面深入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大量精通各種專業知識的復合型外語人才。高等外語教育要從單一的語言人才培養模式轉向關注具備跨學科專業知識的外語人才培養模式。各大高等院校應針對中國加強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人才需求,依據自身的專業特色,加強跨學科的復合型外語教育,特別是在專業教育中融入外語教育。例如鼓勵專業學生進行國際交流,積極與國外優秀高等院校進行合作辦學,提高學科專業的國際化程度等等。最終,從整體上構建合理完整的復合型人才培養體系,滿足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人才需求。

( 六) 強化國家外語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

應厘清公辦外語教育和民辦外語教育的關系,明晰兩者的功能定位,加強規劃指導,實現功能區分和效用互補。高等院校的公辦外語教育應側重于滿足社會發展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實現外語教育的社會價值,向學生教授更為全面的外語文化知識。同時鼓勵民辦外語培訓機構要適應個人的外語學習需求,實現外語教育的個人價值,助力個人獲得更高的外語能力評價。通過科學論證公私外語教育機構的功能分工,合理引流外語教育資源,匹配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發展特征。

( 七) 強化外語應用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

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要弱化對學生的應試能力培養,強化語用能力培育,使學生能夠充分發揮外語的工具性作用,而不是把外語能力作為一個虛有其表的應試標簽。鼓勵引入國際先進的外語教育模式,開發多樣的外語教學方法,在培養學生外語應用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啟發學生的創新性思維,培養真正意義上的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需要的國際化創新人才。這將有助于中國高層次外語人才“走出去”,特別是進入具有國際領導性質的崗位,增強中國在國際治理上的制度性話語權。

基于全球經濟治理的視角,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國高等外語教育發展存在的問題,將高等外語教育改革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有機結合,探索高等外語教育戰略轉型和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下制度性話語權提升的有效路徑。中國經過多年的發展累積了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綜合實力的國際排位節節上升,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并沒有隨之提高,相反,“中國威脅論”( 釋清仁,2012) 、“中國崩潰論”( 曹鵬飛,2016) 等妖魔化言論甚囂塵上,各種歪曲宣傳不斷削弱中國的國際話語力量。此時,中國適時向世界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新型合作理念和模式,旨在改變全球經濟治理格局( 韓永輝、羅曉斐,2017)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是勢在必行的。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增強,高等院校的外語教育對于國家未來的戰略發展越發重要,高等外語教育的戰略轉型發展對提高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具有重要作用,對內有利于中國利用國際資源增強自身綜合國力,對外有利于中國輸出受國際歡迎和接受的制度性公共產品。但中國高等外語教育在戰略規劃、教育平衡、復合型教育、教學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約束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能力的提升。針對中國高等外語教育存在的問題,結合提升制度性話語權之研究,從戰略研究、統一規劃、政策傾向、文化融合、資源配置、教學創新方面給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為研究高等外語教育的轉型發展和提升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提供了新穎的研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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